早在党的创建初期，蔡和森就极力提倡按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原则建党。他在法国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写道：“党的组织为极集权的组织，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。”并指出：“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分子，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。”蔡和森不仅是我党“铁的纪律”的倡导者和传播者，且处处以身作则，模范遵守党的纪律。 1922至1925年，蔡和森长驻上海党中央机关，担任《向导》周报主编。当时，他家境贫寒，常常吃不饱、穿不暖。寒冬，家里掏不出钱买木炭取暖。有时他工作到深夜，手脚都冻麻木了，就烧几片废纸取取暖，或者倒一盆热水洗洗脚，又继续工作。一次，他的一位亲属见他经常熬夜，实在受不住，就提出将实际情况向组织报告，以求解决烤火的困难。蔡和森当即向亲属提出严肃批评：“现在党的困难很大，我们干革命，怎能只考虑自己的困苦，给组织添麻烦呢！” 蔡和森身体不好，患有严重的哮喘病。他在上海主编《向导》期间，由于日夜操劳，加上营养不良，哮喘病时常发作。有个时期，病得很厉害，需住院治疗，但他考虑，中央工作多，人手少，自己住医院，要给组织添很多麻烦。为了不加重组织负担，他一面带着重病仍孜孜不倦地工作，保证《向导》周报按期出版，一面挤时间撰写了《社会进化史》《俄国社会革命史》两部著作，宣传革命真理。 对于蔡和森撰写的这两本书，陈独秀与李大钊曾多次给胡适推荐出版。陈独秀在一封信中写道：“蔡和森兄卧病在床，医药无费，弟不忍坐视其贫困而死，特函求吾兄即将他的书稿函告商务结束，余款早交，使他得有药之费，或可活命。”李大钊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写道：“蔡和森君所著之《俄国社会革命史》，世界丛书内可否纳入？和森很穷，专待此以为糊口，望吾兄玉成之。”陈独秀与李大钊写给胡适的信，不但表现了他俩与蔡和森之间的友谊，也反映了蔡和森当时生活困苦到了何种地步。为了不给组织添麻烦，他以著书为“糊口”和“药之费”。 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，李立三在党内推行着一条“左”倾机会主义路线。蔡和森抵制立三路线，因而曾遭到过李立三的排斥，被撤销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，并被派去莫斯科学习。 受到挫折以后怎么办？开始，蔡和森是想不通的。他住在联盟旅馆一间小房子里，整天埋头看书看报，从不发表任何言论，后来他想：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考验。毛泽东在五大期间，不是也曾被陈独秀排斥在大会之外吗？但他坚持革命，坚持斗争，终于取得了胜利。于是，蔡和森决心像毛泽东一样，不气馁，要斗争。在莫斯科期间，他积极参加共产国际对陈独秀的讨论，并写了《论陈独秀主义》的长篇论文，后发表在党刊《布尔什维克》第四卷第五期上，对清除党内的右倾思想起了很大作用。 1930年9月，党准备召开六届三中全会，纠正立三路线错误。这时，蔡和森已被派回国参加中央领导工作。有的同志说：“立三曾排斥了和森，和森这次应给他一点厉害看。”但蔡和森不是抱着这个态度。他认为：受到错误路线的排斥，对自己是个考验；正确路线战胜错误时，对自己同样是一个严峻的考验。一个共产党员应该经得起各种考验。因而，他坚持党性原则，既不搞打击报复，也不居功自恃。 在热情帮助李立三纠正错误的同时，他也作了深刻的自我检查，并表示对自己的缺点错误，“不但要口头上承认，而且要在将来的中国实际斗争中加以改正。”蔡和森这种纯正的思想作风，深深感动了当时犯有严重错误的李立三，说他的讲话“是完全对的”，虚心接受其批评，且对全党也是一个深刻的教育。 在党内，他总是把“服从组织分配，哪里需要就去哪里”作为铁的纪律，自觉遵守。1927年“八七”会议前，他曾向中央请求，要同毛泽东回湖南搞农民运动，并得到了中央的同意。但“八七”前夜，他与彭公达正欲上船离开武汉时，忽然接到中央命令，立即停止去湘。是坚持去，还是不去？蔡和森想：个人应该无条件服从组织，这是铁的纪律，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自觉遵守。于是，他决然离开了船埠。在第二天的中央紧急会议上，党正式作出决定，派蔡和森以中央巡视员身份去北方局工作。他二话没说，会议一结束就往北方局去了。 1931年春，蔡和森两次从苏联回国后，又想跟毛泽东到中央苏区瑞金去做军事工作，但党中央根据革命需要，要派他去领导广东省的革命工作。当时，两广的党组织已遭到严重破坏，广东省委机关不得不迁驻香港。蔡和森服从党的决定，愉快地去了香港。 蔡和森到香港不到三个月，就被叛徒出卖，不幸被捕。后引渡到广州，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酷刑拷打，但他忠贞不屈，正义凛然，没有向敌人泄漏半点机密。敌人无可奈何，只好将他秘密杀害了。 自律的目的是为了廉洁，廉洁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完善自我，促进工作。蔡和森思想纯正、坚持党性原则，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，即使在生活极其困苦的情况下，也始终坚持廉洁自律，不给组织添麻烦。今天，我们作为党员干部，要学习蔡和森，时刻牢记党的根本宗旨，恪守廉洁自律的准则，要有更高的追求，坚持党的最高纲领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！（作者单位：双峰县井字镇中心小学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