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父辈以及我的兄弟姐妹生于内忧外患、风云激荡、社会大变革时期。耳濡目染了父辈们的苦难生活，了解熟悉身边细小平凡而又闪闪发光的人和事，常常让我情不自禁……
父亲生于１９２６年，服兵役打过日本鬼子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，１９５０年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，后转入省公安部队，１９６２年才复员回乡，在村里当生产队长、大队民兵营长、党支部委员。最后因公殉职，牺牲在水库建设工地上，公社党委授予其“农田基建革命烈士”称号。从此，母亲孤身一人养育着我们三兄弟，个中艰辛，可想而知！
小时候，我们兄弟经常把玩父亲的功勋章，但父亲从不提及他从军１０多年的辉煌经历。他一心为公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带领社员们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，生产队里没有一个不服他的。每当关键时刻，他总是冲锋在前，在利益面前却总是先人后己！
我记得家门口前有２口大水塘，水蓄满时最深处有六七米，灌溉着全队１００多亩农田，这是队里抗旱保丰收的命根子。有一次，春寒料峭时，塘坝底下的闸门突然透水了，只见父亲奋不顾身，赶紧揉搓几团泥巴，双手举起，纵身一跃，潜到水下，反复几次，用泥巴在水下将穿孔的闸门填紧堵住，我看到父亲久久不见冒头时，急得直哭，生怕他出事了。当浑身湿透了的父亲露出水面时，站在塘岸边关注的乡亲们提到嗓子眼的心才放了下来。保住了一塘水，就保住了丰收。
不记得是哪一年了，队里一头老黄牛从河崖边摔到河里摔死了，河谷陡峭幽深。大家不知咋办？父亲说有办法，他带一把屠刀，挑一担谷箩，从河岸边砍开荆棘，下到谷底，把浮在水面上的牛牵引过来，他坐在牛肚子上，一手扶着牛腿，一手用扁担作浆向前划行１０００多米远，好不容易才将牛拉到河坝处，他把牛解剖成４腿，挑回村，把最好的牛肉分给各农户，最后自已只留了一份牛杂碎。社员们建议给他记双份工分，父亲说不用，小事一桩，这是应尽的义务。
七十年代初的一个岁末，生产队院子里突发大火，浓烟滚滚，火苗直窜席卷整个村庄，一正两王屋、拖屋、仓库、猪栏、牛栏、厕所毁于一旦，焚烧殆尽。经奋力扑救，切断火路使火势不再蔓延，才保住离院子中央稍远的周边几栋房屋。父亲一马当先，冒着浓烟，提着锄头飞身上房切断火源，浑身熏得漆黑，乡亲们看在眼里、疼在心里。
灾后，父亲把人们集中到自己家里，安抚受灾户，和母亲一起为大家烧水做饭，拿出家里的衣服分发给最需要的人，千方百计想办法，以解燃眉之急，同时向大队、公社以及周边村落村民请求援助。在他强有力的组织指挥下，不到半年功夫，１０多户受灾群众家家建起了新房，生产生活恢复了正常。
１９７３年底，我１４岁高中毕业。全大队仅有３个高中生，次年有一个读工农兵大学的名额，大队支书安排我去读大学，可父亲要那个已在大队当民办教师的同学去读，理由是这个人没有父亲了，应优先照顾。支书要我顶替教书，父亲又让另外一个高中生去当教师，说我以后还有机会。就这样，我一而再再而三与上大学或当教师失之交臂，我再也没有这样的“机会”了。虽然母亲内心也想让自己的儿子上大学或教书，但只要父亲决定了的事，母亲会绝对服从，并无怨言。父亲的刚毅果敢、正直无私、心存大爱与母亲的朴实、善良、贤淑，在我的心中永远是一座只可仰望的高峰！
１９７５年１０月的一天，高大英俊的父亲在水库工地上不幸突然离世，给了母亲和我们兄弟一个沉痛打击，全村人都处于一片悲恸中。
党和政府时刻关怀着我家。父亲去世第２年，公社党委安排我去食品站工作，月工资４０元，每月交２４元到队里，队里给我记一个全劳动力的工分（每天１０分），剩下的１４元作为我的生活费。
工作第一天，２位在我村驻点帮扶的县干部给我上了第一课：“千万不能有任何经济问题，千万不能有男女作风问题！”自此，我牢记“两个千万”的教导，下乡与群众打成一片，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，由于工作扎实肯干，１８岁那年我光荣加入党组织。
１９７９年２月，中越自卫反击战打响，我舍弃工作，参军报国，奔赴祖国的南疆。我在部队当文书，多次立功受奖，还经常在《战士报》上发表文章。４年后退伍回乡，不久被招考为乡镇干部，工作４０余年，我始终牢记党的宗旨、牢记“两个千万”，以父亲为榜样，勤政为民、廉洁奉公，始终没有踩踏和逾越法律与道德的底线，先后获得优秀团干部、优秀武装部长、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。
往事历历在目。潜移默化中，我们逐渐成长起来，我们三兄弟有两个成为国家干部，一个是村党支部书记。父亲为人清正廉明的事迹至今传颂。（作者单位：新化县温塘镇退休干部）